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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罗斯福在任总统之前就是一个排华分子。1894年中美签订“华工条约”〔（1）〕之时，他就对限禁华工来美持坚决的支持态度，认为允许华人无限制入境“对白种人是个灾难”。〔（2）〕此时罗斯福是主张将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加以全面排斥的。他的这一态度与其种族主义思想分不开。罗斯福一向鼓吹白人种族优越，瞧不起有色人种，总是把黄色人种看作是“白人的负担”。他认为，中国人是“落后民族”，缺乏文明的各种品质，特别是缺乏凝聚力，因而不可能跻身世界文明国家之林。
不过，罗斯福并非是一个泛种族论者，他对通过自身变革达到富国强兵、侵略好战的日本却十分推崇。他瞧不起中国与中国人除了中国的落后挨打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强自立、勇于进取的战斗精神。所以，在罗斯福看来，中国只能是白种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凯歌行进的牺牲品，白种人天生注定要负起教化、管理中国人的责任。而这种教化与管理只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中国人这样的“落后人种”一旦进入美国，必会给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灾难，危及美国文明。因此，中国人必须被排斥于美国国内之外。
罗斯福的排华论调除了来源于其种族主义思想之外，还受到了美国国内排华思潮的影响。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统治阶级为缓和西部日益激化的劳资矛盾，采取分化手段，侈谈华工抢夺了白种工人的饭碗，挑拨白种工人反对华工，掀起了排华浪潮。自80年代开始，更是以政府立法的形式对华工入美进行种种限制。罗斯福大学毕业后即投身政界，热衷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自然不会不对全国范围内的排华运动予以关注。这样，罗斯福的种族主义思想在现实的排华浪潮中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同时，罗斯福的排华思想由于现实的排华运动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二
从1901年继任总统到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发生前，罗斯福是赞成严厉排华的。这几年间，排华政策无论就立法还是实践来说，都堪称严苛之极。罗斯福不仅支持制订严厉的排华法案，而且还任用极端排华分子把持移民局，使排华法案在执行上的严酷远甚于法案本身之规定。
促成罗斯福实行严厉排华政策的因素除了他一以贯之的种族主义立场而外，主要因素则是美国国内排华势力施加给罗斯福的压力。罗斯福不能无视排华利益集团的强烈要求，不满足这些人的愿望意味着将失去大量选票，而这对其政治前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罗斯福于1901年9月上台不久，即遇国会讨论排华问题。由于吉尔里法案（Geary Act）1902年到期，国会必须就排华问题重新作出决定，所以，排华问题成了1901年11月至1902年5月间国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罗斯福甫一上台即遇到了排华势力的强大压力。“美国劳工联合会”首领、排华分子龚伯斯（Samuel Gompers）、加州众议员李得翰（James C.Needham）于1901年11月先后拜会罗斯福，请求总统继续执行严厉的排华政策。其它各种排华势力也都通过各种方式对罗斯福施加影响。一时间，要求排华的函件与请愿书雪片般飞向白宫。罗斯福所面对的排华势力比以往美国任何总统所面临的都要大多得。
尽管共和党在1900年竞选纲领中未曾提及排华一事，但此时的形势却不容罗斯福不执行排华政策。好在罗斯福本人一贯主张排华，所以，他接受排华势力的要求并不困难。1901年12月3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第一个年度咨文中，即强调通过一个“排除华工的法案非常必要”，并认为，“为了全面有效地执行排华法”，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施行。〔（3）〕这实际上等于支持将排华法施用于美国属土和大洋中岛屿的建议。罗斯福的这一立场赢得了排华势力的一片喝彩。
罗斯福不仅主张排华，而且主张加强排华。他的远东问题顾问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曾建议将现行的吉尔里法案延长到1904年12月，与1894年中美“华工条约”同期，到时再作打算。但罗斯福却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他倾向于支持更严厉的排华法案。〔（4）〕1901年12月6日，加州参议员卡恩（Julius Kahn）向国会提出了卡恩议案。这是17个反华议案中最为苛刻的一个。罗斯福对这个议案表示支持。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的立场，……一直是我们要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斥华工的政策（中国学生与商人除外）”〔（5）〕。这实际上是要把学生与商人之外的所有华人都当作华工而加以排斥，比吉尔里法案规定的限制范围要紧得多。罗斯福作为共和党总统，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辩论。一时间国会内反华声浪甚嚣尘上。
但是，罗斯福的排华政策受到了“门户开放”势力的反对。该派势力主要由与中国有联系的工商实业界、宗教界与教育界的人士组成。他们担心过分严厉的排华会使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们纷纷请求罗斯福放松排华政策。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在国会听证会与辩论中坚决反对卡恩议案。1902年4月，国会通过一个折中议案，决定继续执行现行排华法，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美国属地。这个法案虽是排华势力与“门户开放”势力较量的结果，但显然它是排华势力的又一次胜利。4月29日，罗斯福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签署了这一法案。〔（6）〕
罗斯福赞成严厉的排华政策此时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政策的需要。为了准备1904年总统大选，他不敢忽视劳工组织以及西部各州特别是加州的排华要求。1902年，罗斯福的密友巴诺特（John Barrett）曾帮他分析过加州的政治形势。加州各派政治势力之所以支持罗斯福，与罗斯福“明显的排华立场”分不开，而在加州，劳工团体是“局势的关键”。他建议总统在执行排华政策的同时，应提名一个加州人入内阁，这对于加强罗斯福在加州的政治基础极有帮助。〔（7）〕巴诺特的分析与建议对罗斯福影响很大。
罗斯福不仅继续起用极端排华分子把持移民局，〔（8）〕而且在1903年将移民局从财政部划归商业与劳工部管辖，给其执行排华政策以更大的自由。1904年6月，罗斯福又任命排华老手、加州参议员麦特考夫（Victor H.Metcalf）为商业与劳工部部长，把他拉进了内阁。在4月份国会讨论新的排华政策时，罗斯福也表示继续执行排华政策而不顾中美间的条约义务。〔（9）〕正如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所说，罗斯福担心他若不在排华问题上表明立场，就会失去劳工组织与西海岸各州的选票。〔（10）〕罗斯福坚定的排华态度使他在1904年大选中得到了排华势力的拥戴，11月获选连任总统。
但是，1904年对罗斯福排华政策起制约作用的因素也开始显露出来，使得罗斯福在大选获胜后不得不对其排华政策作适当调整。首先是清政府迫于人民及舆论压力，于年初即通知美国，中美“华工条约”1904年12月7日到期后不再续订，并建议中美双方重新谈判，签订一项新的移民条约。
中国废约的坚决态度令罗斯福猝不及防，因为罗斯福的密友巴诺特曾满有把握地谈到，中国正面临着领土被他国攘夺的危险，与此相比，排华是小事一桩，中国定会乐意接受，因为中国指望美国帮助它保护领土完整。〔（11）〕而现在中国不仅要废约，且积极提出新约草案，要求与美方签订一项宽松的移民条约，并提出若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对美国来华人员作相应限制，使罗斯福深为触动。更有甚者，中国方面于11月份通知美方取消给美华合兴公司的粤汉铁路租让权，显然也被罗斯福看作是中国对美国排华政策的某种报复。中国方面的这些举措是促使罗斯福改变策略的外部推动因素。其次，美国的“门户开放”利益集团向罗斯福施加了更大压力。中国的商界、学界、知识舆论界从1904年秋开始即在酝酿抵制美货，这使得美国的“门户开放”势力深感不安。他们纷纷要求罗斯福改变现行的排华政策。
上海美中公司的沙特勒（Frederick W.Sutterle）在7月即提醒罗斯福，“中国士大夫与商人阶层内”已出现了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若不改变排华政策，则中国人可能会以排斥美国在华贸易作为报复手段。〔（12）〕而此时别说是抵制美货，即使是声言抵制对美国在华利益都将是灾难性的影响。类似的观点与意见不断地给罗斯福以刺激。甚至对远东问题较为熟悉的外交官如柔克义、亨廷顿·威尔逊（Huntington Wilson）等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出发，也主张放松排华法的限制，允许非劳工华人入美。这些压力构成了罗斯福调整排华政策的内部因素。
然而，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在1904年并未能促成罗斯福采取行动，一是因为排华势力仍远远强过“门户开放”势力，他们施加给美国政府的压力更大，二是因为罗斯福为赢得竞选胜利，有赖于排华势力的选票，自然不敢不满足他们的排华要求，三是因为中国拟议中的抵制美货运动尚未给美国政府造成现实压力。在11月份罗斯福竞选获胜后，他在排华政策上也不可能急转弯。12月2日，罗斯福召集内阁会议，讨论中美条约到期后的华人来美问题，最后决定，现行排华法继续有效，直到新约订立后再作考虑。〔（13）〕
这几年间，罗斯福的排华政策虽很严厉，但他的排华态度还是有所变化的。尽管罗斯福的种族主义言论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当政后他的外交政策都是极为现实主义的。他多次提到要善待来美的中国商人与学生，〔（14）〕一方面固与“门户开放”势力的压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罗斯福想笼络中国商人与知识阶层的感情，更好地保护美国在华利益。他的这一态度与他以前将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而全面加以排斥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
三
到1905年春，罗斯福的排华政策因局势的进一步发展而不得不有所改变。鉴于美国仍严厉排华，拒签新约，5月20日，上海各界代表开会，一致同意以两月为期，到时若美国仍不签新约，则在全国各大城市与商埠开展抵制美货运动。面对局势的严重与紧迫，各与中国有涉的利益集团纷纷吁请罗斯福采取措施，放松排华政策，缓和中国人的不满情绪，确保美国在华利益安全。
5月16日，美亚协会会长福尔德（John Foord）致函罗斯福，称美国若仍不与中国签订一个给中国商人、学生、旅游者“公平待遇”的条约，则中国将在8月份抵制美货。福尔德警告总统，中国抵制美货将对美国商业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对新英格兰各州的棉织业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5）〕他请求总统修改排华法，与中国重订移民条约。6月12日，福尔德又亲率美亚协会代表团拜会罗斯福。他们告诉总统，中国的局势使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排华法的继续存在将使“美国的工业与商业利益”完全丧失，美国在中国精神与教育领域的影响将尽被排除。他们要求总统改变立场。〔（16）〕陆军部长塔夫特（William Taft）也希望罗斯福采取措施。
6月15日，他在迈阿密发表演说认为，排华政策“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行为上是不公正的，而且在政策上也是最不合时宜、最不明智的。”〔（17）〕他主张减轻对华人的限制，赢得中国人的友谊，以赢得“四亿中国人的贸易”。〔（18）〕此外，大批商业团体、传教士以及教育界人士写信给罗斯福，要求他采取措施。
中国一触即发的抵制美货运动迫使罗斯福重新检讨其排华政策。尽管排华法只禁华工，但实际上中国商人、学生、旅游者甚至官员入美往往都遭到各种刁难、侮辱与虐待。排华法在执行中是非常苛刻的，为赴美华人深恶痛绝。为减轻中国人的愤怒情绪，罗斯福在5、6月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5月16日，罗斯福向移民官员发布命令，“不许侮辱中国绅士”，对允准入境的华人必须示以“礼貌与关心”，这样做是出于“国家利益”与“文明”的需要。但中国劳工则必须禁止入境。〔（19）〕6月14日，罗斯福又向移民局发布命令，对入境华人行为不端的任何官员，将被解雇或“施以其它惩戒”。罗斯福还特别提到了旧金山的移民官员诺斯（H.H.North），此人曾将中国商人驱逐出境。罗斯福认为诺斯“应受到强烈的指责”。〔（20）〕在国会通过新排华法案前，必须按照总统的命令，放松对非劳工华人的限制。
6月16日，罗斯福指示麦特考夫，要他协助起草一个通令，以制止海关与移民机构的腐败，并“足以预防我们很多官员对中国绅、商、游、学等的粗暴行为”。〔（21）〕
6月20与23日，罗斯福两次召集内阁会议，最后决定必须放松对排华法的执行，建议国会重开时修改排华法。6月24日，罗斯福再次发布命令，绝对禁止中国劳工入美，但对商人、教师、学生、旅游者及政府官员必须示以“最宽厚最热心的礼貌”，尽量避免让这些人在入境时遇到麻烦，“任何政府官员若对中国人表示不礼貌将立即解雇”。为了减少华人入境时遇到的刁难，罗斯福还把入境签证的手续交给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发证官员办理。一旦华人持有美国使领馆发给的签证抵美，一律准允入境。若发现签证与身份不符，也尽量避免将来人遣返。美国的签证官员将因这种工作失误而被惩处。〔（22）〕
罗斯福迫于中国将要抵制美货的压力，于5、6月间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试图改善入美华人的境遇，缓和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但这并不表明他的排华立场有根本改变。实际上，他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要严厉排斥华工。因为在他看来，华工愚昧、无知、落后、不文明、无教养，无权“与我国工人争食”，“廉价的劳工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身份”，不配进入美国。〔（23）〕他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只是想减轻所谓“豁免等级”的华人来美时所遭遇到的限制与侮辱，想博得中国绅商与知识阶层的好感。尽管如某些报刊所评论的，罗斯福的命令是“自排华法通过以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行政措施”，〔（24）〕但它还是来得太晚了。1905年春夏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已被充分地鼓励起来，中国人已不满足于罗斯福的点滴改良，他们已“突然苏醒”，美国只有公正地、毫无歧视地对待来美华人才能结束中国人的不满。这正如在美国的康有为的评论，“我们允许所有的美人来华，我们为何不坚持美国允许所有体格健全的华人入美呢？”〔（25）〕
罗斯福“礼待”来美华人的同时，还试图平息美国华人的反美情绪。罗斯福深知美国华人最痛恨排华法，是他们倡议了抵制美货并积极加以推动。罗斯福特别想改变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的反美倾向，因为这个团体在美国华人中号召力最大、影响力最强。6月底，罗斯福几次约见康有为，答应“就修改排华法为中国人尽力”。但是，维新会并未因此而表示支持罗斯福，因为维新会反对美国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加以排斥。康有为说，整个中国都对排华政策感到耻辱，抵制美货是“制止美国排斥华人”〔（26）〕。罗斯福影响美国华人社团的企图没能得逞。
罗斯福的改良措施未能阻止住抵制美货运动的全面爆发。他非常清楚抵制运动发生的原因。他本人承认是美国苛待华人直接导致了这场运动。8月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极其恶劣地对待我国的中国人，暴徒们的暴行导致中国人的死亡几乎与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中国人身边发生的一样”，抵制本身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恶行与愚蠢”〔（27）〕造成的。在12月5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又提到，中国的抵制运动是由美国的排华法所引起的。〔（28）〕尽管罗斯福认识到美国方面要为抵货的原因负责，但他却不能容忍抵货给美国在华利益所带来的损害。在抵货运动发生后，罗斯福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外交压力，逼它去镇压运动。
在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同时，罗斯福也对排华政策进行了检讨。10月上旬，罗斯福数次召集内阁会议，讨论排华问题，最后决定，以罗斯福颁发的行政命令为依据，继续执行排华政策。不过，罗斯福倾向于将排斥的范围仅限于华工，华工之外的中国人都有资格入美。可见，相比于1905年前罗斯福的排华态度与政策，他又作了较大改变。
为了能使非劳工华人入美，必须调整现行排华法。因此，罗斯福还多次呼吁国会对排华法重作修改。10月20日，罗斯福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认为中国抵制美货的主要缘由，是排华法的不公平，“若我们不公正对待中国，则我们就不能指望中国公正待我”。罗斯福主张应该给劳工以外的所有华人以入美资格，呼吁国会应在“自利与履行公正”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罗斯福自己承认：“礼待”中国人，改善入美华人处境，无非是要减少激起抵制美货的原因，从而减少美国在华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允许外国竞争者把我们从巨大的中国市场赶开，确实非常短视”〔（29）〕。
12月5日，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再次充分地谈到了他对排华与抵货的意见。他说任何时候都不应允许华工入美，但在执行排斥华工的实践中，“我国对中国人民的行为严重不公正”。他建议国会应重新修订排华法，与中国订立新移民条约，以便“允许非苦力阶层的所有华人入美”，“示以公正与礼貌”。这些阶层包括学生、商人、教师、旅游者、医生、制造商、银行家等，享有与他国来美移民同等待遇。罗斯福提醒议员们，“我们期望，准确说来是打算坚持中国人给我们以公正。但若我们不公正行事，我们就不能指望得到公正”。〔（30）〕
罗斯福特别希望加州的国会议员支持他的新排华政策，为此，他还呼吁加州的商人能给这些议员施加压力。他在给旧金山商业交易所秘书弗里德兰德（T.C.Friedlander）要求总统采取强硬措施制止抵货运动的复函中指出，“抵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与人民在处理这里华人问题上的短视”；法案与实践有缺限，必须纠正；“像您这样的团体在帮助结束抵货时最有效的工作就是积极促进移民局的改革及法案上的必要修正”。罗斯福认为他本人已尽了一切努力去制止抵货运动，但进一步的行动只能等待国会修改排华法作出，“以制止那些确不属于苦力的中国人在来美时所受的不公正与侮辱”。罗斯福吁请西部商人向他们的国会议员施压，使他们同意修改现行排华法。〔（31）〕
尽管罗斯福倾向于执行一个较为宽松的排华政策，但他又担心中国人会因此认为美国屈服于中国的抵制运动，更担心中国人以后会经常以抵制为要挟达到目的。所以在抵制运动发生后，罗斯福政府加大了对清政府的压力。1905年底至次年初，罗斯福还计划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32）〕。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清政府于1906年3月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制抵货运动。运动终被镇压。在此前后，美国国会就排华政策再度进行激烈辩论。最后通过的法案仍然肯定了旧的排华政策。罗斯福寻求国会改善排华法的努力并无结果。
为对付中国人民的抵制运动，罗斯福不得不在执行上改善了允准入境的华人的待遇，并积极呼吁国会修订排华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软化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但是他的大国主义思想使他不能接受中国人以抵制美货的方式来报复美国的排华政策，更不能容忍这一运动对美国在华利益及国际威望的损害。所以，为压制抵货运动，他对中国人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在他强力威胁逼迫清政府镇压了抵制运动后，他也未能使国会通过一个稍有改善的排华法。事实上，1906年之后，罗斯福的排华政策并无明显改变，移民局依旧执行着严厉的排华政策。
纵观罗斯福排华态度与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他的行为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他本人一贯以种族主义观点看待移民问题，相信有必要排斥华人，以保证美国人种的“纯洁”。但任总统后，他的行为却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反映着利益集团的需要。排华利益集团要求制订一个严厉的排华政策，而“门户开放”利益集团则要求执行一条对中国移民限制较少的政策。罗斯福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两派利益争斗、妥协的产物。
注释：
（1） 1894年3月17日，驻美公使杨儒与美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
（2）（4）（7）（9）（10）（11）（12）（13）（17）（26） Delber L.Mckee,Chinese Exclusion versus the Open Door Policy 1900～1906,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P59,P59,P67,P87,P87,P77,P95,P99,P127,P131.
（3）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Congress,Dec.3,1901.Se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states,1901.
（5） Roosevelt to Leslie M.Shaw,Mar.27,1902.Elting E.Morison,ed.,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8Vols,(Cambridge,1951～1954),Ⅲ,P249.
（6） 尽管事后海约翰解释说，中国公使伍廷芳的函件到达白宫时罗斯福已经签署了法案，但实际上，此前伍廷芳一直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反对态度，罗斯福是完全知道的。
以下省略
粤公网安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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