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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比利时根特大学中世纪史资深教授Steven Vanderputten（史蒂文·范德普滕）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做了系列演讲——“全球语境下的欧洲中世纪观念”。本文内容翻译、整理自这一系列演讲的第一场。在英语学界对全球史的研究中，“改革”一词无处不在。而西方社会中的“改革”是由近两千年来的思想发展塑造而来，其隐含义可能会扭曲对过去经历和叙述变革的理解。本次讲座从西方视角探讨这一现状，阐述对历史改革的经典解释是如何日益受到挑战的。
传统的中世纪研究长期以欧洲为中心，时间范围通常界定在公元500年至1500年之间。而当今的全球化中世纪研究正在突破这一局限，通过纳入全球视角、多元资料和跨地域学者，使这一学科更具包容性。这一转变涉及知识体系、方法论乃至常被忽视的制度层面的革新。然而“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的研究依旧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去欧洲中心化问题、来自史料与语言的多样性的挑战、方法论的革新、全球制度层面的转变、在术语和叙事方面面临的难题等。
在术语和叙事方面，过去，欧洲用来描述历史的术语和叙事常常被不假思索地应用于其他文化和社会。以英语中的“reform”（改革）为例，这个词本质上与基督教“回归神圣本源”的思想传统紧密相关，包含着救赎、教权等西方宗教语境下的隐含意义。当这类术语被直接应用于其他文明研究时，可能造成认知偏差。历史学的特殊性在于，它依赖语言而非公式来描述过去——我们使用的每个词语都承载着文化积累的主观含义。比如“改革”一词在英语中的语义演变，就叠加了数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社会的诠释视角。因此，推进“全球中世纪研究”需要建立双重反思：首先追溯术语在其原生文化中的形成脉络，其次审视这些概念在跨文化转换中的适用性限制。
几部关于“reform”（改革）的著作
本系列讲座将以西欧为切入点展开方法论讨论。本次讲座重点分析“改革”概念的基督教渊源；接着探讨“修道院制度”术语对制度多样性研究的制约；最后则通过西欧创世叙事揭示起源神话研究的共性挑战。这种聚焦并非主张欧洲中心论，而是通过深度剖析单一案例，展示所有文明研究共同面临的术语困境——正如研究日本“幕府改制”或印度“吠陀复兴”时，同样需要严格检验这些本土概念的文化特异性。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术语批判并非否定现有研究，而是为了建立更严谨的学术对话基础。接下来我将通过三个具体案例分析，说明如何通过概念溯源和跨文化对照，提升全球史研究的精确性。
我选择这三个术语：“改革”“修道院制度”“创世叙事”进行探讨，是因为它们构成了17世纪以来西方历史解释体系的核心分析工具——这些概念不仅是描述性术语，更是承载着特定历史叙事的解释框架。自19世纪起，这些源自欧洲经验的概念被移植到非欧洲历史研究领域，例如日本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翻译欧洲封建研究专著，将相关术语引入对本国历史的阐释，这种跨文化概念迁移往往忽视其原生语境中的宗教与哲学内涵。以“改革”为例，该术语本质上植根于基督教“回归神圣本源”的救赎观，当它被用于描述其他文明的变革过程时，必然引发语义偏差。这正是需要批判性审视的关键：这些概念是否具备跨文化解释的中立性？它们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其背后的叙事框架是否扭曲了历史真实？聚焦宗教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源于其在欧洲社会持续1700年的特殊地位——从基督教早期到现代史学形成，宗教机构始终是社会变革的敏感指示器。尽管修道院常被视为与世隔绝的群体，但实际它们深度参与经济运作、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建构，仅从人员规模看就涉及庞大社会群体。更重要的是，宗教社区创造了跨越千年的连续性文献系统，为观察社会对变革的认知模式（包括对过去的重构、对当下的诠释、对未来的预期）提供了独特窗口。这种长时段、多维度的观察视角，使其成为分析观念变迁的理想场域。我选择从宗教视角切入并非出于信仰立场，而是基于其作为社会学研究标本的不可替代性：当人们用基督教话语体系表述社会变革时（无论是日常生活的渐变还是宇宙秩序的剧变），实质上揭示了文明深层认知结构的运作机制。这种机制研究，正是破解术语文化编码、建立全球对话基础的重要路径。
本讲的核心在于解构“改革”这个术语的历史义涵——这个如今在中世纪欧洲史论著中高频出现的概念（每部通史平均引用数百次），实际上是16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被重构的产物。在中世纪原初语境中，“改革”（拉丁词源“reformare”或“reformo”）仅零星出现于教会文献，直到天主教会在新教冲击下将其系统化为周期性制度更新的理论工具：他们构建了“黄金时代—衰退期—改革运动”的三段论模型，将改革定义为教会高层主导的、旨在恢复早期基督教纯洁性的制度化工程。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范式通过17世纪学术机制渗透进历史书写，最终演变为解释中世纪社会变迁的通用概念。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被现代史学继承的“改革”叙事，本质上内嵌着“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它将“变革”简化为精英主导的制度调试，遮蔽了中世纪社会自下而上的多元变革实践。当我们将其套用于全球史研究时，这种源于特定宗教语境的术语既无法准确描述欧洲自身的中世纪变革经验，更可能扭曲对其他文明变迁逻辑的理解。因此，重新审视"改革"的概念谱系，不仅关乎术语使用的精确性，更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解释框架的关键步骤。
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人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来改革教会并对抗新教。这一时期，改革的概念变得高度系统化和计划性。改革者在实施改革之前，已经对其目标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此外，创新也是改革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即为了实现改革目标，需要创造新的方法和途径来恢复原始的纯洁性。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历史书写，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便是典型代表。让·马比荣是17世纪的本笃会学者，他是现代历史方法的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个真正充分发展基督教历史和中世纪西方社会历史是一个循环的荣耀、衰落以及道德和制度更新循环的理论的学者。
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
让·马比荣在《圣本笃修会编年史》中创造性地将中世纪历史阐释为“黄金时代—衰退危机—改革复兴”的循环模型。以公元10世纪克吕尼修道院改革为例证：当查理曼帝国分裂导致修道院被世俗势力侵占时，教会通过自上而下的规范运动实现制度净化，进而催生文化创新。举例来说：在公元900年到1100年左右的时期的加洛林帝国中，宗教团体在某种意义上占据中心地位，它们是帝国权力的象征性中心，也是经济仓库和政治网络的中心。当加洛林帝国开始崩溃时，帝国的领土越来越分裂，维京人、匈牙利人和穆斯林趁机入侵，这些宗教团体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让·马比荣引用了公元909年特罗伊会议的一个关键资料，其中谈到俗人接管了宗教机构的建筑，并将其变成了私人住宅：“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子、女儿，以及他们的士兵，甚至他们的狗一起住在那里。”他们亵渎了神庙。10世纪末的著名作家和知识分子蒙蒂安德的阿佐（Azo of Montiander）讲述了一个贵族的故事，“这位贵族接管了一座修道院，安置了他的亲戚和仆人，把所有的财产都搬进了修道院和教堂，决定住在那里，并且开了一家女性美发沙龙和一个狗窝，这样女性就可以在那里做头发之类的”。于是，教会改革者决定自上而下决定改革宗教生活，并与世俗统治者结盟，他们决定像15、16和17世纪的反改革者一样合作，有计划地推进改革，目标是使这些宗教机构同质化、规范化。
让·马比荣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当时反宗教改革的实践经验投射到中世纪研究——他笔下的10世纪改革者不仅恢复修道院纪律，更通过影响力扩散（如克吕尼模式的地图化传播）推动社会演进。这种循环史观实质上构建了自我验证的逻辑闭环：每个衰退期都预示新的改革机遇，每次改革既是对过往的回归，又孕育着未来的创新可能。
这种解释框架通过19世纪历史主义渗透进现代史学，使“改革”从特定语境的操作概念升格为普适性的历史分析工具，却遮蔽了中世纪社会变革自发性、多元性的本质特征。因为这种循环史观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看待和讨论中世纪过去的方式。例如，在公元10到11世纪欧洲背景下的出版物中，若希望作品更易被接受，常在标题中加入“改革”一词，这种做法十分普遍。然而，这种广泛使用也带来了问题。“改革”一词常被用来描述变革的计划，人们表示想改变一些事情，并制定相应的计划；它也被用来描述变革的方法，即实现变革所使用的工具；此外，“改革”还被用来描述导致变革的一系列事件，或变革发生后的状态；甚至用来描述道德和制度变革发生的更广泛的背景，如“变革的时代”或“改革的时代”。问题在于，当我们使用“改革”时，究竟具体指什么？是指变革的时代，还是有计划的变革时代？
因此，另一个批评是，学术概念常常将现代的改革观念投射到过去的中世纪。例如，马比荣看到了他自己的时代特征，并在过去的经历中寻找类似点，以此为过去提供合法性。在中世纪文本中，“改革”一词的使用非常少见。在中世纪的拉丁语或方言中，这个词通常与个人层面的变革有关，如个人因犯罪或错误而需要自我改革，与制度变革无关。同时，“改革”也有修复建筑的含义，如修复破旧的教堂、房屋或城堡，这种用法也相当普遍。因此，在中世纪，“改革”与“变革”的界限非常模糊。中世纪“改革”的历史现实是，这个词很少被使用，且含义高度模糊。中世纪的人们在组织变革方面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计划。因此，像“教皇改革”或“希腊东方改革”这样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史蒂夫·奥斯门（Steve Osment）的《1250-1550年的改革时代》一书中提出了疑问：如何能将三个世纪都称为改革时代？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段变革的时期，我们不能在三个世纪里一直谈论改革。如果我们看中世纪背景下的变革，它源于短期的激烈行动和长期的变革趋势的结合。因此，社会变革的趋势与有意识的变革在中世纪是并行的，发起变革的人也在处理超出他们行动范围的变革。然而，为了解释这些变化，历史学家常常简单地将其归结于“改革”，似乎激烈的短期改革时时都在发生一样，这是有失妥当的。
史蒂夫·奥斯门（Steve Osment）的《1250-1550年的改革时代》
总之，在西方欧洲历史乃至全球历史中，“改革”这一术语仍有其使用价值。我们需要反思其含义，考虑它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意义，以及它在中世纪语境中的具体所指。同时，我们也需要认真思考不同社会和文化中使用的类似术语的含义。这要求我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格外小心，因为它们在语义和叙事上都带有强烈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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